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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黄天下】寿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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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寿山石雕始于南朝,抑或始于汉

  寿山石作为原石(自然石),已经温润华丽无比,经过雕工的磨砺雕琢后,更成为巧夺天工、鬼斧神工的艺术品。按常理,本来应该是采石在前,雕石在后,但是在寿山石文化史上,它们却是颠倒过来的,即雕石在前,采石在后。理由在前面曾提到,就是从福州出土的南朝随葬小石猪,是经过雕琢的;而作为石村,却是拣拾于裸露地表的寿山老岭石,而不是开采而来的寿山诸种石。因此,学者专家们遂形成一种比较统一的看法,即寿山石雕起源于1500年前的南朝,而开采史却比它晚了500年,始于宋,有颇多的文献可以证明。
  不过,寿山石雕始于南朝一说,近年来也出了麻烦。因为从福州古墓中也曾出土了一件翁仲俑,石材也是老岭石,但形制却与汉代玉雕的翁仲风格一致。一些考古专家推测为汉代物,但发掘时未见其他证明材料(如纪年墓砖等)。因此,这个推断未为学术界所一致接受,尚有待进一步考证。如果得到证实,则寿山石雕史就要提前二三百年。
  寿山石雕即使始于南朝,也是极有意义的。这是因为闽中地方原为土著古越人的住地。到了南朝,由于中原汉人和中原文化的陆续南下,经过长期血缘和文化的交融,单纯血统和文缘的古越人,已为中原人和古越相混的“闽人”所代替。随着出土的寿山石猪,正是此“闽文化”最早的一种形态的遗迹。它形态古朴,线条简略,雕工粗陋,但形象逼真。其中既有古越民族艺人的遗存,又有中原文化的浸润。有人说:从出土的寿山石猪作品上,可以寻觅陕西汉墓石雕的痕迹,这话确有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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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11-9 14:46 | 显示全部楼层
2、唐、五代的寿山石雕

  到了唐朝、五代,中国的佛教在南方勃兴。寿山地区寺院林产,有九峰院,芙蓉院、林阳寺等,住院僧侣数千。这些出家人,就地取材,广集寿山石,磨砺雕琢成佛珠、法器、小摆件等,除了供自用外,多作为礼品,馈赠给檀越和游客。从此,寿山石雕开始流向四方,传名于世。后来,这些寺庙大多毁圯,院陀内容和僧侣之作,是此时寿山石雕的主要特征。而僧人则是寿山石从闽中对外传播的最初使者。可惜至今未曾见到唐时的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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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11-9 14:46 | 显示全部楼层
3、宋代的寿山石雕

  宋时,我国北方有更多人南下,繁荣的经济、文化也随之南移,福州成了东南沿海的一大都会。随着“百货随船入市,万家沽酒户垂帘”的市场发达,也促进了寿山石的开采和雕制。近数十年来,福州地区宋墓大量出土寿山石俑,就是证明。如1959年,单从西郊淮安观音亭一座宋墓中,就出土了40多件寿山石俑。1966年又从东郊金鸡山一座宋墓中出土了寿山石俑100多件。这些出土的石俑,形制相似,规格统一,可以看出是从雕刻作坊一制作出来的。如文臣俑,多是立像,或着长袍,束高髻;或戴纱冠,拥朝笏。武将俑,则戴盔披甲,握刀执剑,极显威武。民俑则分男女老少,女俑又分“环肥燕瘦”,或舞蹈,或劳作,姿态姣美。尚有神禽、动物等雕刻,写实与想像之作兼有,风格严谨,生动活泼,雕技也比前代提高。联系到《观石录》等关于“宋时故有坑,官取造器,居民苦之”的著述,可以认定宋朝时福州已有官设的寿山石雕作坊,并拥有一定数量的专业石雕匠人服务于官府,也服务于社会。作品除了石俑之外,尚有各种器皿、会器和小摆件。雕刻的技艺开始走向成熟,比起前朝的石雕丰姿绰约的多了。因此,有部分珍品被选作贡品,进献京华。
  应该特别指出的有两点:第一,在众多的宋代寿山石俑中,常见一种蛇身人首俑,而且有的竟是高11厘米、宽3.1厘米的“大俑”。从中可见福建古代以蛇为图腾的习俗,到了宋时,仍很盛行。“闽”乃福建的简称,闽字就是门中一条虫,其形象如一条盘踞在地上的眼镜蛇。寿山石雕人面蛇身俑的出土,又证实了寿山石雕的闽文化的地方特色。第二,1973年6月在黑龙江绥滨县中兴地区,从金代中晚期(1115——1234)墓葬中出土一件土褐色寿山石雕“飞天”,其脸型、服饰与宋壁画相似。它让人猜测,南国的寿山石雕,是否随着宋、金之间的战事和经济、文化的交往,而辗转流传到了北地他乡,若是如此,则寿山石雕又将添加一则趣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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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11-9 14:46 | 显示全部楼层
4、元、明的寿山石雕

  元、明之交,著名画家王冕首创以花乳石作为印章材料,改变了我国历来以铜玉为印材的传统。因为寿山石“洁净如玉,柔而易攻”,遂成为最佳的印材之一。独特的石钮装饰雕刻艺术,也随着石章的出现而面世。而且由于文人的喜爱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印信的要求,石章在民间广泛发展,石章雕刻艺术日臻精进,闻名于世的篆刻家和印章雕刻家亦应运而生。
  关于元时的寿山石雕情况,今日已不可考。唯明时尚有不多的实物、资料可见。清同治年间修葺闽南“林李少宗祠”时,出土了明李卓吾先生的两枚遗印,一镌白文“李贽”(现藏泉州市文管会)。石为灰白色的寿山柳坪石,印宽3.4厘米,高7.3厘米.于平台上刻单狮钮,侧首蹲坐,神态淳朴,从中可以窥见明工制钮风格.福州民间收藏有一枚明刻“天官赐福”印章,造型简陋,形体粗犷,刀法直线刻划,人物脸部手脚只略加表现。印章边上浅雕山水、花鸟,如民间剪纸画,既不婉转,又无韵味。至于圆雕情况,1973年1月上海《东方杂志》第二十七卷第三号卷首插图,曾载一件题为《曙光》(原名《如日之升》)的寿山石雕,评介文字写道:“刀法高古,皴法雅洁,布置深邃,石质温润,颇有宋元画意。”并判定此雕为明以前的作品,圆雕作品也有如此特点。1984年台湾出版一册《中国文物·雕刻》,其中亦推出一件寿山石雕《三山紫微堂》,注明为明时作品,高5厘米,宽8.5厘米,在自然形的石材上用高浮雕法刻群鹅、山水,技法初见精熟。福州博物馆收藏一方半山芙蓉印章《梅》,系明末的薄意刻品。腊梅从上到下,利用红黄色作巧色安排,运用浅浮雕刀法,上部梅枝刻得尚通透,但不够精细。此是早期的薄意雕刻的典型作品,显得精糙。究其原因,因为元明石章的兴趣,是以篆刻作为主要的施艺点,印钮和印章四周的雕刻是次要的,仅作一点装饰的作用,尚未作为一种独立的雕刻艺术加以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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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11-9 14:47 | 显示全部楼层
5、清代的寿山石雕

  到了清代,寿山石雕已经走过了萌发、成长、开花、初熟的千年历程,进入了昌盛期。不但雕艺更加成熟,并且涌现了冠盖众石的崭新的石种——田黄石。此乃清时寿山石文化的鼎盛时期。清时的雕师因材施艺的水平普遍比前代提高了,能按寿山石材的形态、色质的不同,分别雕制印章、人物、动物、文具、器皿。印钮的制作也更加生动和多样化了。据清毛奇龄在《后观石录》所云,在他收藏的49枚寿山石印章中,单是兽钮就有螭虎、辟邪、狻猊、青羯、天马、獬貂、貔、貘等20余种钮式。如果以立、卧、蹲、倒等姿态细分则更多。此外还有山水、山鸟、人物、博古等其他钮式。
  此时的雕刻技法,又日臻精进,且有突破。除了圆雕、高浮雕、薄意等常见外,尚出现了阴刻和链条雕刻。1997年夏,被彩印成国家邮票发行的乾隆帝印玺《三链章》,就是此时的链条雕刻的杰作。
  作为清代寿山石文化昌盛的标志,突出地表现在石雕艺坛上出现了技艺超前的一代宗师。关于这一点,首先要说到的是杨璇与周彬。杨璇又名杨玉璇,清康熙年间漳浦人,客居福州,精于寿山石人物、兽钮的雕刻。他首创了“审曲面势”的雕刻法,根据寿山石的丰富色彩依色巧雕,即所谓的“取巧”,使人物、动物、花鸟等的造型,达到形、神、情、趣兼具。他构思精妙,刀法古朴,是公认的寿山石雕的鼻祖。《达摩过江》是其代表作。像高约10厘米,达摩的左手提着衣褶,右手托着草鞋,头部微侧向前,显其过江之势,动感自然舒展。佛像面额饱满微笑,两眼圆睁,鼻宽且平,两唇略张,给人以全神贯注之感。衣纹雕刻得既贴切妥当,又疏密有致,富有节奏感;架裟上并有宝石镶嵌,可谓匠心独运。
  与杨玉璇同时代的另一位石雕大师是周彬。周彬又名周尚均。他喜用夸张的手法刻兽钮,使其形态与众不同;印旁的博古纹多取青铜器纹样,并在纹中隐刻双钩篆字“尚均”,其精细的雕风令人叹服。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寿山石珍藏品,多为杨、周两人的作品。这是因为他们的作品,多作为当时的福建地方贡品送京。
  清代寿山石文化鼎盛的第三个标志是有史以来最早的两部寿山石专著出现在这个时期。清康熙六年(1667)年福建侯官县著名学人高兆(字云客)自江左回乡,受友人“怀瑾握瑜(指把玩寿山石),穷日达旦,讲论辨识”的影响,也被卷入了“寿山石热”中来。他分别从十余位友人处借览了140余枚寿山印石,进行研究分析,时经一载,于次年写就了世上第一部寿山石文化专著《观石录》,既记录了当时寿山农家“日数十夫,穴山穿洞,摧岸为谷”的采石场面和“逵路之间,列肆置侩”的售石活动,又介绍辨识各类寿山石的形性和色质,指出与石接触,“心目既荡,嗜好为移”,令人陶醉于美石之中。他还介绍了清初石雕的部分技法,为寿山石文化留下了宝贵的资料。时间过了20年,康熙二十六年(1687),著名文人浙江萧山毛奇龄客居福州开元寺,也被卷入了当时榕城的寿山石热潮,成为寿山石的收藏家和鉴赏家。他以出身翰林的赏美眼光和非凡的文笔,对收藏的49枚寿山石进行究识,写就了继《观石录》后的第二部寿山石文化专著,称为《后观石录》。专著除了对寿山石的色彩、质地、雕艺等方面进行比前书更深入细致生动传神的研讨描述外,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田坑为第一,水坑次之,山坑又次之”的寿山石分类法,为后人确立了品石的标准。“三坑”分类法虽不尽完善,但至今影响不衰。前后观石录的问世,又推波助澜地掀起了数百年来世人争玩寿山石之风,并将此“闽中瑰宝”从“天生尢物”推到了尘世上的帝王石和娘娘石的宝座。


  清时,寿山石文化昌盛的第四个标志是出现了名冠众石的新石种——田黄石。明末清初,田黄石为福州文人曹学全偶然发现,从此身价剧增。据陈亮伯于《说印》中说:他初入京时,“每石(田黄)一两,价六两至十五两银”,以后更增至“换银四十两”。崇彝在《说田黄补》中也说:“七两之石(田黄),竟得价二千数百元”。“一枚田黄章,重不过一两四钱,竟以二百五十元取之”。田黄因其极为罕见、珍贵,故雕琢制作也极为致小心。上面提到的乾隆御宝《三链章》就是由高级雕师和篆刻师在一块大田黄石上精心合作雕成的。从左图实物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到三条活石链条,连结着三枚印章,左印方形,刻“乾隆宸翰”,右印亦方形,刻“惟真惟一”,中间印为椭圆形,刻“乐天”,极为精美珍贵,大方典雅。

  台湾故宫博物院亦收藏有一套九方的清时田黄印章《鸳锦云章》。每方印章均刻有不同的古兽印钮。印文由“循连环”三字组成,每方印有九个字各方篆体不相同,九方便有九种篆体。将田黄石切割成相同的方形印章,本来就是一桩难事,何况还要雕上不同的印钮,刻上不同的篆体字。真可谓构思精巧,刀法纯熟,实为稀世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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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11-9 14:48 | 显示全部楼层
6、清末寿山石雕流派

  到了清末同治、光绪年间,福州寿山石雕因发源地的不同,师承关系的各异,市场对象原分野,以及雕风习俗的区别等原因,出现了流派,主要是东门派。流派的竞争和发展,成为寿山文化提高的推动力,促进了从清末到民初百余年间寿山石雕事业的繁荣。
  东门派的师承关系和艺术风格  “东门派”发源于福州东门外的后屿村以及毗邻的樟林、寿岭、横屿各村,以同光年间的林谦培为鼻祖。林谦培以雕刻观赏性的陈设品为主,供应世俗和市场需要,作品注意巧色和装饰效果。刀法考察雕镂结合,修光喜多施以刀法。林谦培多才多艺,既能雕制印钮、博古,又擅锦纹开丝,作圆雕人物也大有特色。雕像多颅著身短,衣褶流动,静中有动,而面目传神。其嫡传高足为林元珠,为东门派副座人物。他的构思别出新裁,运刀婉转流畅,人物、山水、花鸟雕刻无所不精。所刻印钮多用开丝法,毫发间条条清晰,不断不折,堪称一绝。林元珠三传弟子:一传次子林友清;二传堂弟林元水;三传弟子郑仁蛟。林友清秉承家法,又时出新意。其薄意雕与西门派的薄意大师“西门清”林清卿齐名,被称为“东门清”,传为石雕艺史佳话。郑仁蛟师事林元珠后,又先后学习青石雕、木雕、木偶、泥人等民间工艺,以他艺之长融于石雕之中,使所刻人物、动物、钮饰更具特色。许多民间喜闻乐见的传说,在其刀笔之下都栩栩如生地展现于石坛上。郑仁蛟再传弟子甚众,出色者有黄信开、黄恒颂、王乃杰三人。黄信开擅刻观音,黄恒颂善雕水牛,王乃杰以刻石榴盂见长,均成为收藏家竞相求购的珍品。
  当代“东门派”传人,造诣高深,影响深远者,应是雕刻大师周宝庭和林寿甚二人。周宝庭,是东门后屿村人,先师从林友清,后又拜郑仁蛟为师,擅长古兽、仕女、印钮雕刻。他虽出道于“东门派”,却善于吸收“西门派”的技艺长处,是一个融汇东西两派艺术的重要人物。以所刻古兽和鲺钮为例,既有东门派的尖刀法的深刻、剔透、灵巧,又有西门派圆刀法的薄雕、深厚、凝重、寓意的情调。他的杰出贡献,还在于晚年致力于传统古兽雕刻艺术的整理,以惊人的记忆力,默刻了古兽200余种。这些作品使古兽雕刻从印章装饰物成为独立的雕刻艺术奠定了基础,并为后人留下了十分宝贵的实物资料。由于他的杰出贡献,国家有关部门授予他工艺美术界最高荣誉——“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称号。
  林寿甚为林元珠嫡孙、林友清第三子,既秉承家学渊源,又能推陈出新,是一位能完善继承传统,又极具创新意识的民间雕刻艺术家。他用石注重巧色,布局疏密有致,刀法多以“尖刀”,作品富丽清灵。而且技法全面,圆雕、浮雕、透雕、薄意雕均其所长。从本世纪50年代到他逝世时的80年代,材大、价昂的田黄薄意作品,绝大部分出自他和“西门派”另一位杰出雕师王雷庭之手。1984年他雕刻的一组田黄石作品《秋山行旅》、《岁寒三友》、《柳鹅》,获第四届全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金杯奖”的最高荣誉。田黄冻《秋山行旅》(重550克)、银裹金田黄《柳鹅》(重105克),在香港售价都在百万港元以上。
  林友竹也是当代寿山石雕大师。他师承其父林元水,又学艺于郑仁蛟门下。除了自己艺高一筹,名重艺坛之外,他最大的贡献就是授徒多,成材亦多。当代著名雕师郭功森、郭懋介、林炳生、林发述、林元康等都是他的高徒。他们有的被评为全国工艺美术大师,有的评为省级工艺美术大师。他们的作品,多为国内外博物馆和海内外收藏家竞相收藏的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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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派的师承关系和艺术风格  “西门派”发源于福州西门外凤尾乡一带,雕品以印章和小品为主,专供收藏家、鉴赏家、书画家收藏、玩赏和使用。故作品中深蕴高尚、雅致的书香味。且有部分艺人通晓书画,兼攻金石,与社会名流多有交往,无形中提高了本派石雕的品位,成为当时上流社会应酬的最佳礼物。自清以来,福州闽浙总督衙门前的一条街——总督后街,便成了专卖“西门派”石雕及其他古董工艺品的礼品街。
  “西门派”的创始人潘玉茂,是清同光年间福州侯官人。他继承周尚均遗风,以擅刻印钮、博古而名重艺坛。他刀法多变,与“东六派”的单纯刀法风格迥异。
  潘玉茂传其弟玉进、玉泉。玉进又传弟子陈可应、林文宝、陈可观等人。他们都得到其师的一技之长。如林文宝,擅长深雕带镂之技,雕刻印钮和博古。其图饰多仿古铜器图案,线条间距密集,有“斜尖不入”之誉,为印钮雕刻一绝。他仿制的尚均博古钮,可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如今民间收藏的尚均博古钮多出自文宝之手。继林文宝之后西门派陈可铣刻的印钮,多以古兽和动物为题材,雕成的兽钮多“穿钱”或“穿环”,有三环、五环,多时达到九环,也是雕钮一绝。
  最为名重寿山石雕坛的是“西门派”的薄意雕刻艺术,其名声与风格一直流传影响至今。此应归功于“西门派”薄意大师林清卿的刻意追求和登峰造极的成就。林清卿,清末民初福州西郊观前人,自幼聪慧好学,对诗书画尢感兴趣。开初受艺于陈可应门下,学薄意雕刻颇有成就。他不因此满足,认为当时的薄意作品“不居画理,不究章法”,应从国画中吸收养分,开辟薄意新境界。他毅然放下雕刀,出门拜师学画,尤其学花鸟双钩和工笔,还致力于古代画像砖的研究。数年之后,画艺遂成,又回头来作薄意雕刻。林清卿此时的作品,融雕刻与绘画于灵石,一方薄意,就是一幅立体的画,既有笔墨韵味,又有金石雅趣。他还做到得心应手,意到艺成。林清卿开创了新的薄意艺术境界,使他自然百然地登上了“西门派”薄意艺术大师的宝座。当代人都昵称他为“西门清”。
  “西门清”的巨大贡献,不仅在于以画入石,创立新薄意,更重要的使整个薄意艺术出现了崭新的局面。首先是扩大了薄意的题材,反映的内容丰富多彩。凡传统人物、宜人山水、四时花卉、各种鸟虫等无不及;古典文学中的生动情节、喜闻乐见的民间传说、精彩的戏曲片段、幽思深邃的诗话词话等,都成了薄意创作的题材。其次是章法改变,刀法含情。“西门清”相石善审曲度势,用刀如下笔传神。作品繁简有致,洗练纯熟,而且以薄胜厚,越薄越妙越神。他是“在杨玉璇、周尚均两家中别开生面者”。因此,林清卿薄意艺术的卓越贡献是寿山石文化一件划时代的创举。
  可惜,“西门清”一生不收门徒。“西门派”传人中私淑于林清卿者仅有可数的王炎铨、杨鼎进、王雷庭三人。他们在艺术上都颇有成就,使“西门清”的雕技艺术不致失传,且益加发扬光大。不过,三人中,王炎铨寿短,34岁英年早逝。杨鼎进赴台,初仍从事寿山石雕,后改事别业。王雷庭则成了唯一深谙林氏技法真谛者。他的独特长处在于因材施艺,巧掩瑕疵,刀法圆熟,层次分明。他选择的一块重400克的田黄冻石刻《香山九老图》,在香港展出,轰动香江。他晚年尢精于薄意与浮雕相结合的刀法,创作现代新题材作品。其代表作《东方红组雕》和《红色闽西——长岭寨》薄意,由福建省博物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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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寿山石雕艺术

  20世纪后半叶,是福州寿山石文化史上的黄金时期。建国后百业俱兴,促进了寿山石业的复兴和繁荣。一批院校出身的美术人员的加盟,推动了石雕技艺的突破。寿山石文化的国内外交流,也因开放政策的实行而空前活跃。从80年代起,在世界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出现了持续十余年而至今不衰的“寿山石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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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五十年代的寿山石雕——古老艺术庆新生

  20世纪上半叶,由于国内战争频繁,三四十年代又因日本侵略者的入侵,经济凋蔽,交通阻塞,百业俱废,民不聊生,福州传统的寿山石工艺也濒临人散技绝的境地。原先十分兴旺的城内总督后古董街店铺相继倒闭,许多石雕艺人被迫改行另谋生路。连“西门派”著名艺人王炎铨、王雷庭也都改行上街刻印,靠微薄的收入糊口。1941年和1944年福州两次沦陷期间,雕刻艺人生活更加悲惨,饿死在街头的事时有发生。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诞生。百业开始复苏,民生渐趋安定,为寿山石雕的复兴创造了客观条件。寿山石艺人纷纷复业,重操雕刀,创作艺术品。偏远的寿山村石农也恢复采石、挖老洞、觅新矿,使处于绝境的寿山石雕行业有了转机。50年代初,东门、西门两派艺人捐弃旧时传承的门户之见,打破个体分散生产的旧模式,走上互助合作的道路。“东门派”的16个艺人(人称十六罗汉)率先成立了石刻生产小组。“西门派”的30余人,随之成立了图章供销组。后来,“东西合流”,成立了合作社,更进而发展为拥有数百人的工艺石雕厂。
  这一时期,一些石雕艺人被选送到中央和外省的美术院校深造。现代美术理论和西洋雕塑艺术,对寿山石雕行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促进了技艺上的突破性进展。寿山石雕的名声也从国内扩展到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以至世界各国,石雕艺术品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并使世人改变了传统观念,认为寿山石雕不是一般的传统工艺品,而是中国文化艺术的一种象征。国际市场上的寿山石雕作品价值倍增。
  寿山石雕的不断发展,推动了寿山石矿开采规模的扩大。长年不见的材大、色丰的石料被陆续开采了出来。如高山新洞挖掘出来的寿山石,质地温润,色彩多五颜六色,且大者重达二三百公斤,为设计雕制大型山水、花果和人物、动物群雕,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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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11-9 14:49 | 显示全部楼层
这个时期,寿山石雕师当家作主人的心态极强,纷纷以创制佳作为已任。名艺人林寿甚发挥了擅刻花鸟的专长,先后雕制了《鹅燕薄意笔筒》、《松鹤》、《荷花盘》、《文具》等,技法纯熟,意境高雅,荣获福建省和福州市的创作奖。《鹅燕薄意笔筒》和《文具》分别为莫斯科普希金徒造型艺术馆和福建省博物馆收藏。1958年,工艺美术大师郭功森融圆雕、透雕、高浮雕、链雕技艺为一体,在一块旗降石上精心设计、雕镂了《九鲤连环卣》、链条环环相接,卣身上九条鲤鱼清灵剔透,鳞片形似钻石,水痕闪闪,水珠欲滴,是一件传统和创新相结合,多种技法同时应用的代表作。由于老艺人们创作激情的迸发和创作思想的更新,又相继出现了《花果累累》、《海底世界》、《海味盘》等好作品,50年代的寿山石坛,面临的是一派欣欣向荣、花团锦簇的大好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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